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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点评

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担保效力如何认定?

发布时间: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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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7927日,安某与吉林信托签订《信托合同》,受益人为安某。合同约定,信托资金由吉林信托按照委托人安某的意愿,向安某指定的仁建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吉林信托与仁建公司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同日,安某与郭某签订《差补和受让协议》。协议中明示,郭某为仁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愿意以差额补足及受让安某信托受益权的方式为安某的信托本金及收益的按期足额获取,提供担保责任。


2017928日,安某与上市公司安通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安通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郭某依据《差补和受让协议》应向安某支付的差额补足款、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违约金,以及安某为实现上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向安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71011日,吉林信托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约定,将2亿元信托贷款发放给仁建公司,贷款期限1年。仁建公司依照《信托贷款合同》支付利息至2018821日,后未再履行付息义务,郭某亦未按照《差补和受让协议》约定向安某补足差额,受让信托受益权。


后安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郭某承担差额补足和信托受益权远期受让的义务,并请求判令安通公司对郭某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判决结果】

本案经过了一审、二审、再审。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安某有权利要求安通公司依约承担保证责任。一审判决后,安通公司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二审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保证合同》无效,但安通公司对于案涉《保证合同》无效亦存在过错。二审判决后,安某提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


再审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安某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情形。判决驳回安某的再审申请。

 

【律师解读】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郭某代表安通公司签订的案涉《保证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代表行为是否有效?


一、违反《公司法》第16条规定,订立担保合同的属于越权代表。


根据《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此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17条规定明确:“为防止法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16条对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


本案中,安通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公司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郭某代表安通公司对外签订《保证合同》,没有证据证明经过了股东大会决议,其行为属于越权代表。


二、越权代表订立担保合同,债权人善意的,代表行为有效;反之,代表行为无效。


《民法典》实施前,《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九民纪要》对关于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问题,统一了审判实践中的裁判尺度。第17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0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


《民法典》实施后,其合同编第504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第六十一条和第五百零四条等规定处理:(一)相对人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相对人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参照适用本解释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提供担保造成公司损失,公司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一款所称善意,是指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变造的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对《九民纪要》进行了完善,公司对外担保首先应认定代表行为的效力,即担保合同是否对公司发生效力,而非直接认定合同效力。如果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则无论合同是否有效,公司均不承担责任,而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履行合同义务或承担赔偿责任。


故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是否有效,订立的合同对公司是否发生效力,取决于相对人是否属于善意相对人。


三、在债权人善意的判断标准上,对关联担保的相对人提出更高的注意义务。


在债权人善意的判断标准上,应当区别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九民纪要》明确了对善意的认定,指出《公司法》第16条关联担保和非关联担保在善意的判断标准上应当有所区别。“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上述对关联担保的相对人提出更高的注意义务。债权人不仅需要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审查,还应当审查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和章程规定。


本案中,郭某在签订案涉《保证合同》时是安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以安通公司名义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属于关联担保。因此,相对人安某应当审查担保合同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经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满足法定或章程约定的程序和表决权要件。


另,安通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涉及众多中小股东利益。法定代表人郭某未经授权,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再审法院亦认为,在上市公司对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提供关联担保的纠纷中,相较于中小股东的信息不对称,相对人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综上,本案中,安某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对郭某签订案涉《保证合同》经过安通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安某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不属于善意相对人。


因本案二审法院最高院的判决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其判决体现了《九民纪要》的裁判要领与精神,对案涉《保证合同》的效力直接作出认定。《民法典》实施后,应首先认定担保合同对公司是否发生效力,代表行为是否有效,而非直接认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来源:盈科律师一日一法

作者/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葛冰